關于《人民文學》的論文！急！
新的文學園地:《人民文學》與新中國文學制度構想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編輯：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國初期“人民文學”文藝思想開始貫穿整個文藝界?！度嗣裎膶W》作為“人民文學”的全新載體，成為新中國在文學制度重建初期的國家權威文學期刊?！度嗣裎膶W》在此階段的辦刊思想、方針及創作風貌充分的呈現出鮮明的“人民文學”特征，同時它也影響著同時代其它文學期刊的辦刊方針和方向。新中國文學制度構想在《人民文學》初顯端倪?！度嗣裎膶W》作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期刊，通過勘察它于此期間的辦刊特色，從而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當代文學傳播史面貌打開了一個通道。 關鍵詞：“人民文學”；《人民文學》；文學制度；文學期刊 “人民文學”的確立急需開創屬于自己的文學陣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來在文學藝術領域占主流導向的“人的文學”的影響?！叭说奈膶W”中所弘揚的個人、審美、啟蒙等現代觀念遭到了“人民文學”的篡改和擯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文學”開始牢牢地控制著話語權?！按蠓泊硪欢A級利益的政治集團，在奪取政權取得勝利之后，為鞏固新政權，總要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薄?〕(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國作協領導的《人民文學》和中國文聯領導的《文藝報》分別創刊，毛澤東為《人民文學》創刊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這兩個文藝刊物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自己在當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作用。文聯和它所屬的各種協會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藝機構。其他的文學社團、組織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個協會中，中國作家協會的地位最為重要。從中可以看出文學藝術領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文學生態環境較之建國前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政權領導下的文藝陣營初步形成，“人民文學”的秩序初具雛形。 建國初，新中國文學期刊出版行業，除《人民文學》、《大眾演唱》、《民間故事》一類藝術性刊物外，有影響的刊物寥寥可數。1949年文藝刊物總共只有18種而且風格相近，印刷粗糙、裝幀簡陋、題材趨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學生產環境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毛澤東對《人民文學》的題詞，既是對《人民文學》的勉勵與期望，同時也是對《人民文學》在文學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確認及對《人民文學》辦刊方向的規定?！度嗣裎膶W》是以刊載短篇創作（散文、短篇小說、詩、通訊報告、電影劇本）為主的月刊，同時也刊發理論批評文字?！拔乃嚳镌谟媱澖洕鷷r代，是文學創作、評論和理論研究最重要的載體和傳播媒介，同時也是時代政治風云變幻的晴雨表?？镌趥鞑ノ乃囎髌返耐瑫r，也擔負著引導方向，宣傳闡釋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討論重大理論問題的“陣地”的職能”?！?〕(P185)與政權緊密結合，這既是《人民文學》的一種歷史殊榮，又是它備受世人爭議的緣起。從創刊時起，它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對當代文學生產的影響讓文學史家不容忽視。 “那一時代新創辦人文、學術和文藝刊物，在發刊詞上，都無一例外地要寫上最流行的政治語言，以表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學》在創刊詞中由主編茅盾明確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學任務和工作中心：“作為全國文協的機關刊物，本刊的編輯方針當然要遵循全國文協章程中所規定的我們的集團的任務。這一任務就是這樣的：一、積極參加人民解放斗爭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二、肅清為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的文學及其在新文學中的影響，改革在人民中間流行的舊文學，使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服務，批判地接受中國的和世界的文學遺產，特別要繼承和發展中國人民的優良的文學傳統。三、積極幫助并指導全國各地區群眾文學活動，使新的文學在工廠、農村、部隊中更普遍更深入的開展，并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四、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形式相結合，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經驗，以促進新中國多方面的發展。五、加強革命理論的學習，組織有關文學問題的研究與討論，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六、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學的交流，發揚革命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精神，參加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人民爭取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的運動?！薄?〕《人民文學》的發刊詞從六個方面為自己的編輯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這六個方面不僅是《人民文學》在今后所必須執行的大編輯方針，而且也是當時所有文學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締，只有國家擁有出版刊物的權力，此時的《人民文學》無疑代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乃至權威。它的權威性從歷屆編委會的名單中就可以得到體現： 1949年―1952年的主編為茅盾，副主編為艾青； 1952年時主編為丁玲，編委成員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趙樹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編是邵荃麟，副主編為嚴文井，編委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嚴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編為嚴文井，副主編是秦兆陽、葛洛，編委有何其芳、葛洛、張天翼、秦兆陽、吳組緗、嚴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編換為張天翼，副主編為陳白塵、韋君宜、葛洛，編委構成為艾蕪、周立波、陳白塵、吳組緗、袁水拍、韋君宜、趙樹理、葛洛、張天翼。 歷屆主編都是文藝界黨內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說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這塊“陣地”的敏感性（由這些人物的政治立場可以看出）。另外，可以從中窺出：作為國家權威文學期刊的《人民文學》對編輯人員的挑剔和選擇跟這些人于建國以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是密切相關的。編輯成員名單更換頻繁，但這些人員的更迭也給刊物的辦刊面貌帶來了相應的變化。雖然“人民文學”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動搖，但在政治環境稍微寬松時它仍能出現讓人為之振奮的革新，如“百花時代”對主流權威話語的挑戰。 創辦文學刊物是新中國文學立足和發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時期的文學刊物則有著與解放前文學迥然不同的性質。20年代的文學雜志帶有更多同人和學院性質，30、40年代則轉向商業操作。這些時代中報刊的發行與經濟利益始終密切相連。為了讓刊物生存下去，并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刊物編輯會更重視文學讀者，會想方設法提高刊物質量，促使文學市場形成。而到了建國之后報刊業卻被打上了鮮明的政治烙印，被納入“一體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辦刊人及其創作者和閱讀群的構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刊物的發行不再考慮市場的需求，它的一切經費均由黨的文藝機構來支付，從刊物的組稿到發行都離不開黨的支持、監督、管理。即是說不管它的盈虧與否、是否受讀者喜歡，它只需要扮演好一個角色： 政治的文學解說員。計劃經濟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場贏利為辦刊方向的文學刊物的商業色彩削弱，但隨即又給它涂上了一層新的顏色，商業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話語的加強構成了當代報刊制度兩難的窘境。 “人民文學”文學制度取消了現代文學允許的同人辦刊、資本辦刊，而僅僅留下了文學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黨辦刊。政黨辦刊并不是新鮮事物，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有為其政權服務的《前鋒周刊》、《前鋒月報》等，另有“左聯”領導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當時的國共兩黨“雙方都不諱言政黨的背景，沿著這種辦刊思路，40年代的邊區黨政機關，自覺地把辦好期刊包括文學期刊，當作從中央到地方宣傳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這種辦刊思想一直延續到建國后，《人民文學》的創刊與發行基本上也是圍繞著黨中央的文藝方針政策來運行的。較之解放前，文學雜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環境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學雜志陸續?？?，如著名的《文學雜志》（朱光潛）、《文藝復興》（鄭振鐸、李健吾），以及《文訊》、《野草》、《文藝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區的文學刊物，也大體如此。個別雜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說》，延續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國近現代發展起來的，具有獨立性質、帶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學雜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學報刊都明確其“機關”報刊的性質?！?949年后自然創辦了許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質有了很大變化。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性的現象。說它重要，是基本結束了晚清以來以雜志和報紙副刊為中心的文學流派、文學社團的組織方式?，F代意義上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流派，隨著期刊性質的改變，基本上結束了”〔5〕。在此期間，曾有過試圖創辦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嘗試，大抵都以悲劇告終。如胡風等50年代初曾有的設想，丁玲、馮雪峰等在1957年創辦同人刊物的計劃，江蘇青年作家陸文夫、高曉聲等人的《探求者》雜志的流產，四川《星星》詩刊探索的失敗等等?！爸醒搿钡摹段乃噲蟆?、《人民文學》等雜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學刊物，在大多數時間中，嚴格執行統一的規范，保持聲音的基本一致，從而有效地保證文學“一體化”的實施。 1949年以后，文學的意義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范疇內，它被要求能闡釋新中國“新”之所在。一個嶄新的中國誕生了，紅旗飄飄、豪情萬丈，詩歌、小說等都由過去多反映苦難和斗爭轉為抒寫建設和歌頌新生活為主題，一種以崇高神圣為基調的社會主義英雄史詩唱響人民狂歡的主旋律?！度嗣裎膶W》上的小說創作，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生活題材占了極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場景因其瑣碎、平庸而被拒絕，就連老舍，他最終還是放棄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說《正紅旗下》的寫作。菲舍爾?科勒克說過：“無一社會制度允許充分的藝術自由。每個社會制度都要求作家嚴守一定的界限”，“社會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過以下途徑：期待、希望和歡迎一類創作，排斥、鄙視另一類創作。這樣，每個社會制度――經常無意識、無計劃地――運用書報檢查手段，決定性干預作家的工作?！薄?〕(P38)一個黨的機關文學刊物每一期刊發何人的作品、何種題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這些都成了極其細微敏感的問題。1956年前《人民文學》的作品多為工農立傳，寫熱火朝天的工業建設及工農階級中的英雄，幾乎看不到描寫知識分子、描寫人們復雜內心世界的作品。整個文壇彌漫著開天辟地的豪言壯語和具鋼鐵意志的群體塑像。有學者講到“讀者成份的改變，勢必要求文學作品從思想內容到審美趣味都發生相應的改變。1949年以后，大陸的文學對象被明確地規定為工農兵以及其他勞動人民。他們在一個新的政權建立之初，渴望了解這個政權是怎樣取得勝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適應投入到新政權所領導的事業中去。這就決定了這一階段的文學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別強?！薄?〕(P6) 作為國家權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在每一時期都必須緊跟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在刊物的約稿、組稿與編排等環節上緊鑼密鼓地配合政策、“趕任務”?！熬o密配合中心任務就是個小框子。一個具體政策來了，一個具體任務來了，于是要求文藝刊物緊密配合，否則就是脫離實際，就要受到上級的批評?！薄?〕政策是黨的文藝思想的具體表現，是黨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體體現，因此，配合政策、為政策服務就成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耙粋€為人民服務的作家，應該時時刻刻把他的寫作作為一種宣傳教育工作。這樣的趕任務是完全應該的?！鄙圮貅耄骸墩撐乃噭撟髋c政策和任務相結合》，《文藝報》第3卷(1)?！拔覀兏锩奈乃嚬ぷ髡?，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政治運動，不能不描寫政治運動和配合政治任務。我們要從這樣的配合政治任務的作品中產生不朽的藝術品，而且也一定可以產生不朽的藝術品?！笔捯螅骸墩摗摆s任務”》，《文藝報》第4卷，第5期。眾多的理論批評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配合政治、“趕任務”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鮮戰爭爆發，全國開展“抗美援朝”運動，《人民文學》上就出現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鮮戰場上有這樣一個人》（李瑛，1952年8月號）、《朝鮮戰地的報告》（巴金，1952年8月號）、《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巴金，1952年9月號）、《三千里江山》(楊朔，1952年9月號)等。1955年為配合黨領導下的工業建設高潮，《人民文學》1955年3月號登出了《本刊為發起〈在工業戰線上〉的征文啟事》，堅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業建設戰線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動持續了兩年，配合政策、國情的需要將文學活動規范化、組織化，緊跟黨的文藝方針來辦刊。 隨著對“胡風集團”的批判運動不斷升級，雖然《人民文學》辦刊內容側重的不是理論建樹，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論權威。在對胡風的批判中，《人民文學》緊跟黨中央的腳步，在期刊上接連幾期發表了火藥味極濃的批判文章：《胡風先生及其小集團曾經怎樣斗爭過？》（王智亮，1955年2月號）、《請脫下外衣來！》（丁力，1955年2月號）、《評胡風的“有關現實主義一個基本問題”》（王速，1955年3月號）、《在接受民族遺產問題上胡風怎樣歪曲了魯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號）、《胡風――最陰險的敵人》（劉白羽，1955年6月號）等等。然而事實是在此種“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念指導下的文學創作卻難以產生既符合“趕任務”又具“藝術性”的文藝杰作，這一系列舉措并沒能從中挖掘出比較優秀的創作和培養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文學刊物，它本應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卻要受制于政治環境的約束，來自更高層的權力迫使《人民文學》不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文學刊物?！度嗣裎膶W》雖擁有十分尊貴的文壇地位：“現在在國內國外，都把本刊看作一個代表新中國的文學方面的刊物?！薄度嗣裎膶W》(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會上各種文學刊物均以《人民文學》為指南，這無疑使得刊物的運作更加謹慎。 《人民文學》自創刊起有一個重要的欄目――“讀者來信”?！白x者來信”雖然在報刊的版面欄目中已是司空見慣，但于《人民文學》而言則更顯出重要意義。1950年6月1號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編輯部的集體檢討：《改進我們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編輯工作檢討》，這次檢討是為了響應中央委員會《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并結合讀者的批評意見而進行的。雖然《人民文學》才出版了六期，但編輯們絲毫不敢有所怠慢。從這六期里他們自我發現了許多問題，如缺乏有計劃地組織理論批評，盡管這不是《人民文學》的中心任務所在。接著它還批評了組稿上存在的小說題材分布面狹窄（多寫工人，農兵題材不多）的缺點。此時期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工農小說在政治宣傳上的功利性被強化到了極端的地步，成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趨的工具。 “進入當代，思想環境要求作家進一步放棄知識分子精神獨立的幻想，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幾乎沒有間斷過。文學界、美術界、理論界的檢討之聲不絕于耳。作家已沒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態去從事精神生產。而心態又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作品的風貌和它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薄?〕(P31)這樣的創作環境迫使作家們紛紛生產出了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務作品”。 從《人民文學》該階段所刊發的作品來看，眾多創作顯露出那時知識分子已廣泛地逐步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力，默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識分子的思考，恰是現代文明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這時“人民文學”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頌代替解剖批評，和氣善言掩蓋了激流中的矛盾沖突。但是應該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此后一系列矛盾沖突逐漸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使新中國全力建構的“人民文學”處于一個尷尬的窘境。 〔參考文獻〕 〔1〕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3〕劉宏全主編.中國百年期刊發刊詞600篇〔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4〕劉增人.40年代的文學期刊〔A〕.現代文學研究叢刊〔J〕.2003，(2). 〔5〕洪子誠.問題與方法〔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爾?科勒克.文學社會學〔A〕.張英進、于沛.現當代西方文藝社會學探索〔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 〔7〕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M〕.臺灣:業強出版社，1990. 〔8〕藍翎.了了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華.夢幻與宿命――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歷程〔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